【历史重现】11月25日凌晨的渤海湾：72人死亡背后沉重的“唯生产力论”

  凌晨3时30分，渤海湾漆黑的海面上，风力已增强到11～12级。巨浪一波接一波地撞击着

  钻井平台在风暴中艰难挣扎，甲板已经被海水淹没，通风筒一个接一个地被海浪打坏，海水疯狂地涌入泵舱。

  “我船开始下沉”——这是“渤二”向上级发出的绝望汇报。几分钟后，它又用内部频率连发三次“SOS”呼救信号。

  3时30分后，站在拖轮上的船员已看不到“渤二”的灯光，钻井船彻底翻没在汹涌的渤海湾中。

  “渤海二号”原名“富士号”，是1973年从日本引进的二手自升式钻井平台，在当时他被视为海洋勘探的“明星装备”。它肩负着在海洋深处寻找能源的重任，那是国家建设急需的“血液”。

  事故发生前，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总调度室内召开了一次拖航会议，研究“渤二”迁移井位的拖航任务。在海洋作业中，拖航转移是最为危险的环节之一。此次任务时间定在1979年11月24日晚。

  根据历史资料的揭示，在这次拖航任务的部署中，充斥着一种令人不安的预兆讯号。当时的天气预报明确报道，将有大风和巨浪，海况根本不适宜拖航。这本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红色警示。

  然而，在当时的海洋石油勘探局内部，弥漫着一种“时间紧迫、任务第一”的氛围。上级领导虽然知道天气状况，但更多强调了任务的紧迫。在那个特殊年代，谁又能听不懂？这是一种变相的施压呢。

  在“政治任务”和“生产指标”的高压下，对安全的理性考量往往被视为软弱和畏缩。作业船队最终选择了“顶风而上”。这一个看似“勇敢”的决定，其实就是官僚主义和对安全的集体让步，对船员生命的漠视。

  11月24日7时30分，拖轮试图靠近“渤二”带缆，因海浪太大首次失败。8时59分，第二次带缆成功，随即降船。10时44分，“渤二”真正开始拖航。

  此时，渤海湾的海面已经不平静。风力很快达到了8～9级，而“渤二”正在执行降船操作。平台在风浪中不停的摇晃，原本放置在甲板上的钻杆、氧气瓶、打桩锤等设备开始四处滚动，有的直接被卷入海中。

  大家一致认为，从日本进口的钻井船，其抗风能力应该比国产船要强的多，因此对当时的情况没能引起更多的重视。

  海水的不断渗入导致机舱泥浆泵配电盘短路失火，尽管火苗很快被扑灭，但泥浆泵却彻底瘫痪。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涌入船舱的海水，无法通过泥浆泵排出。

  随着风浪的加剧，“渤海2号”甲板上的通风筒被海浪从根部打断。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细节，却是悲剧的核心。

  后来的打捞分析报告数据显示，“渤海2号”的设计存在严重缺陷：主甲板通风筒设计很不完善，排风筒的船体基底太低，并没风雨密封关闭装置，主甲板以下的通风管道内也没有水密封舱隔离阀。

  当通风筒被击断，大量的海水通过这一个0.8米直径的缺口快速地涌入机舱和泵舱。而且该船既没有设计应付极端情况的应急排水系统，也没有独立于主电路的应急发电设备，船员们只可以使用水桶和脸盆舀水，但面对大海的愤怒，这只能是徒劳。

  凌晨3点30分，“渤海2号”带着绝望的尖叫声，彻底翻沉，船上74人中，仅有2人幸存。直接经济损失3700万元，这是中国石油工业史上最重大的责任事故。

  “渤海2号”沉没事件并非一个孤立的事故，它是70年代末中国发展思维的集中爆发。事件发生后，举国震惊。中央迅速成立了调查组，其处理结果之严厉，在当时是罕见的。

  1980年8月25日，国务院对事故做出处理决定，结论清晰地指出：“渤海二号”沉船事件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，根本原因是领导干部思想僵化，无视国家安全法令，违章指挥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

  决定解除石油部部长宋振明的职务；对国务院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康世恩，给予记大过的处分（1982年6月15日，国务院撤销了对康世恩处分的通知。）

  对于国务院的处分决定，康世恩深表拥护，并在国家经委党组扩大会议上就自己思想作风做了沉痛检查。宋振明也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公开向全国人民做了检查。

  海洋石油勘探局局长马骏祥因犯渎职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；副局长王兆诸有期徒刑三年；局副总调度长张德经有期徒刑二年，缓刑二年；滨海282号船长蔺永志有期徒刑一年，缓刑一年。

  然而，“渤海2号”的悲剧，绝非仅仅归结于几名领导干部的“违章指挥”。它反映了更深层次的时代病：

  在国家百废待兴、急于追赶世界的背景下，“赶超”和“速度”成了至高无上的目标。安全和科学的论证，被简单粗暴地视为阻碍生产的绊脚石。这种“人定胜天”的粗放式发展理念，让技术和管理上的缺陷被长期掩盖。

  同时，这次事故的发生，也迫使了整个国家开始重新审视经济发展与生命安全之间的关系，为后来的《安全生产法》和安全管理体系的建立，敲响了第一声警钟。

  四十六年过去了，“渤海二号”的悲鸣依然在渤海湾回荡。这起事故不仅是中国海洋石油工业发展史上的痛点，也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安全管理的重要转折点。

  这场悲剧迫使中国管理者开始明白：真正的现代化，不仅仅是引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，更在于建立一套尊重科学、尊重生命、严肃问责的现代化管理体系。

  安全生产没有“政治任务”，没有“面子工程”。每一次对科学和生命的漠视，最终都将以最惨痛的方式，被历史所清算。